仙风道气浸齐鲁，佐时理化润中华——解析齐鲁文化底蕴之道文化
                                                                           高明见

提起山东，一般人就会想到孔孟故里、儒家之源，就会想起一山一水一圣人。但其实山东并非是孔孟儒家的一统天下，还诞生了阴阳家、墨家等诸子学派，以及兵圣孙武、孙膑等兵家人物。更少为人知的是，山东还是道文化蓬勃发展的重镇，黄老文化、方仙文化、全真文化相继诞生于此。道教上清茅山宗的开派祖师南岳夫人魏华存就是山东济宁（任城）人。“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诗仙李白，寓居于任城（今山东济宁）长达二十多年，并于天宝三年的冬天，在山东济南紫极观，请天师高如贵为自己亲授道箓，正式成为了一名道士。毫不夸张的说，齐鲁文化的本质和底蕴是儒道并举、儒道互补的文化。在先秦、初汉时期，山东的道文化不仅能够与儒家分庭抗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说古代的山东文化，就象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甚至可以说，没有山东的古代文化，整个的中华文化就会大大逊色，而道教能否产生也会是个未知数。本文着重剖析以道文化（含道家、道教）为底蕴的山东齐文化，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人们对山东道文化的关注、重视，不使这一宝贵的文化传统被长久的埋藏起来。

一， 山东齐文化的底蕴是道文化。
山东古称齐鲁，是因为周朝时期山东境内两个最大的诸侯国齐国、鲁国而得名。毫无疑问，鲁文化的底蕴是儒家思想，即儒文化，而齐文化的底蕴则是道家思想，即道文化。齐鲁文化的分野，从周朝分封建国的开始就被确定了。
鲁国是周公姬旦的封地，而周公制礼作乐，创建礼制，是儒家思想的先驱和实际奠基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也多次表明其拥护、践行周礼的心迹和决心，如《论语·八佾》篇说：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思是说：周礼是借鉴了夏商两代的制度建立起来的，多么丰富多彩啊！我遵从周礼。又如《论语·述而》篇说：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表明了对周公的仰慕之情。
《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记载：
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这段记载非常有意思！是说周公受封于鲁，因为要留在周朝辅佐武王不能就任，由其子伯禽代替他前往封地就任，成为第一代鲁公。而伯禽上任后彻底改革鲁国旧有的传统习俗，严格按照周礼的制度来治理，三年后，才迟迟回周朝向周公报政述职。而同时受封于齐的姜太公，则以道家的思想来治理齐国，简化礼仪，顺从齐国的风俗习惯，短短五个月就报政于周公。当姜太公听说伯禽三年后才报政于周，不由得叹息道：“唉！鲁国后世只怕是要成为齐国之臣民了，为政不简约易行，人民就不会亲近；政令平易近民，人民必然归附。”
而历史的发展，充分验证了姜太公当年的判断！春秋战国五百余年间，鲁为弱国小国，而齐为大国强国。公元前256年，鲁国为楚考烈王所灭。25年后的公元前221年，齐国才成为被秦国灭掉的最后一个诸侯国。
齐太公是道家思想的先驱，其治国策略也带有明显的道家烙印。《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二》记载：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
司马迁在《齐太公世家》篇尾说：
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
“因其俗，简其礼”，即顺应民意的无为而治。“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更是典型的道家之治。自太公开始奠定的以道治国的策略，得到了齐地百姓的拥护，使得齐国称霸称雄于春秋战国数百年之久，有泱泱大国之风。这就是儒道之治的区别。文化对一个地区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直至今日，山东境内大多数经济发达富裕的地区仍旧是齐文化覆盖的区域，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反思。
总的来看，发源于古山东的齐道文化有三大派系，分别对后世的政治和道教产生过巨大影响，分别是：黄老道、方仙道、全真道。
1， 齐文化之黄老道。
我们知道，老庄皆为楚人。而老子之后、战国中期，风靡一时的黄老道家学派却是诞生于齐国，成为齐文化的代表。黄老道家又称黄老道或黄老，是老子之后发展最为迅猛、影响力最大的道派之一，略早于庄子的道派。为区别于老庄道家，故称之为“新道家”。
黄老道家学派的诞生，有浓重的政治意味。战国中期，田氏代齐，姜太公一手创建的强齐落入了田氏之手，史称“田齐”。田齐的始祖，是春秋时期陈国国君陈厉公之子陈完，妫姓陈氏，名完，是黄帝后裔。因为陈国内乱逃难到了齐国，并得到了齐国国君的重用，受封于田地，遂以田为氏，死后谥号敬仲，所以又称田敬仲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田完八世孙田和担任齐相时，“太公（田和）乃迁康公于海上”，自立为齐君，齐国从此改换姓氏。田和去世后，其子“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为公”（《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这个杀害兄长及侄子的田午，就是田齐的第三代国君，也就是耗费巨资创办了稷下学宫的田齐桓公。
田齐桓公创办稷下学宫之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以高级优厚的待遇堵住天下士子悠悠之口，来掩盖他的父亲齐太公田和窃国，以及自己不光彩地弑君篡位行径，更有其背后的政治考量。因为田氏是黄帝的后裔，而姜氏则是炎帝的后裔，历史上黄帝战胜炎帝而有天下，这就为田氏代齐提供合法的法理依据。同时，老子为陈国人（公元前478年，楚灭陈，陈国并入楚国），田氏祖先陈完又是陈国落难公子逃亡到齐国的，所以田氏政权选择了来自陈国的老子学说，以及始祖黄帝，来达到制约其他学术流派的政治目的。
稷下黄老道家主要是继承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学说，《史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评价黄老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也就是说黄老道家以老子道家为主体，吸收了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的精华，在当时的齐国稷下学宫独领风骚，可以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但因其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有大量经典往往被后世误划归为杂家。
黄老道家对中国两千余年来的政治影响是巨大的，甚至不亚于儒家。比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诸子书，其主旨思想归于黄老，但皆被划归为杂家。而齐国包括姜齐、田齐在内总共823的历史，主要治国思想就是道家。秦始皇一统六国，仍然用李斯延续法家之治，未能及时转型用道家思想治国以与民休息，弃吕不韦而不用，导致二世而亡。至汉初则吸取秦亡的教训，用黄老无为而治才使得大汉王朝迅速崛起，国祚延续四百余年。
汉初名将曹参的仕途经历，充分说明了黄老之术的政治魅力。《史记·乐毅列传》曰：
“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gě）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可知曹参乃是河上公的七传弟子。河上公亦号“河上丈人”，是战国末至秦汉时期黄老哲学的集大成者，又是方仙道领军人物，晋·皇甫谧在《高士传》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国人也。明老子之术，自匿姓名，居河之湄（河岸，水与草交接的地方），著《老子章句》，故世号曰河上丈人。当战国之末，诸侯交争，驰说之士咸以权势相倾，唯丈人隐身修道，老而不亏。传业于安期生，为道家之宗焉。”
河上公虽然一生行迹存疑，但其晚年极有可能隐居于齐东海滨。东晋葛洪在《嵇中散孤馆遇神》中说：
“纪年曰：东海外有山曰天台，有登天之梯，有登仙之台，羽人所居。天台者，神鳌背负之山也，浮游海内，不纪经年。惟女娲斩鳌足而立四极，见仙山无着，乃移于琅琊之滨。后河上公丈人者登山悟道，授徒升仙，仙道始播焉。有嵇康者，师黄老，尚玄学，精于笛，妙于琴，善音律，好仙神。是年尝游天台，观东海日出，赏仙山胜景，访太公故地，瞻仙祖遗踪，见安期先生石屋尚在，河上公坐痕犹存”。
金代日照状元张行简在文中也对此有所记载：
“念我日照，虽偏居海隅，却享有琅琊之名，天台之胜，背依泰、沂，怀抱东海，更兼仙山飘渺，河流纵横，自古为日神祭祀之地，黄老成仙之乡。河上公、安期生、于吉、葛玄等在此悟道授徒，秦皇汉武到此寻仙访道，可谓盛极一时也”。
张行简还写到：“日照之名，始于元佑。祖曰：天台山有河上公丈人题字云：“云自天出天然奇石天下无，日照台前台后胜景台上有”，“日照”之名盖出于此，谓之‘海上日出，曙光先照’之地是也”。
其中所言天台，即山东日照之天台山。而其弟子安期生，即为山东古琅琊人。至于曹参之师盖公，则亦是齐之胶西人。晋·皇甫谧在《高士传》中记载：
“盖公者，齐之胶西人也，明《老子》，师事乐臣公。汉之起，齐人争往于世主，唯盖公独遁居不仕。及汉定天下，曹参为齐丞相，尽延问长老诸生以百数，何以治齐。人人各殊，参不知所从。闻盖公善治黄老，乃使人厚币聘之。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遂推此类，为参具言之。参悦，乃避正堂舍之，师事之，齐果大治。及参入相汉，导盖公之道，故天下歌之。盖公虽为参师，然未尝仕，以寿终。 ”
《汉书．曹参传》记载：
“孝惠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先生，向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汉惠帝时，名相萧何去世，曹参入朝继任为相国，萧规曹随，继续推行黄老之治，为西汉积累下雄厚的经济基础。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崩，黄老道家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拥护者。随着窦太后地去世，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开始推行他的新政，采纳了儒生董仲舒的主张，做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选择，黄老道家人物也从此就彻底地离开了高层政治舞台，归于山野，成为道教的前身。但是黄老政治思想却从来没有离开过政治中心，几乎每一个强大王朝的立国之初，都选择利用黄老无为之治以迅速恢复元气。历史上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四位帝王御注《道德经》，也是示民以无为之治。
2， 齐文化之方仙道。
神仙信仰是道教的根本信仰，而道教神仙信仰的源头则是方仙道，即活跃于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方士集团。所谓“方”，指不死的仙方。所谓“仙”，《说文解字》说仙是“长生迁去” ，《释名·释老幼》也说：“老而不死曰仙”，是对长生不死的探求。方仙道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封禅书》：
“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邹衍以阴阳之运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这段记载点出了古代方士的来源，即“燕齐海上”，也就是环渤海湾、山东半岛至古琅琊一带，而主要是齐国海滨。我们通过《史记》等史料记载可以了解到，从战国中期到汉武帝时，方士们与帝王相与鼓动，掀起了中国历史上三次有名的方士入海求仙药的浪潮。一次是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时，一次是秦始皇时，一次是汉武帝时。而聚集在秦始皇、汉武帝身边的方士，如徐福、韩终、石生、卢生、侯生，以及李少君、李少翁、栾大、公孙卿等人，几乎全是齐人。可见方仙文化的源头，同样是诞生于山东齐文化！
方仙道，是由战国时期以祭祀致福、导引行气、药饵服食、房中养生四类养生术为主的、追求长生成仙的方士们，结合战国时齐人邹衍阴阳五行说糅合起来的一套神仙理论。其中的行气导引发展为道教的内丹术，药饵服食发展为道教的医术、外丹黄白术，房中养生则发展为道教的阴阳双修丹法。至于祭祀致福，同样也被后来的道教全盘继承了下来。从此传承脉络可知，没有山东齐地的方仙，也不太可能催生道教。
3， 齐文化之全真道。
全真教祖王重阳虽然是陕西人，但是全真道的创立和发展却不是在陕西，而是在道文化发达的山东半岛地区。在山东创教两年多后，王重阳带领马谭刘丘四大弟子欲西归故里弘扬全真，途径河南汴梁（开封）不幸仙逝。四弟子护送灵柩，将重阳祖师归葬于终南刘蒋村故居(今陕西户县祖庵镇)，并不负师父遗愿，将全真教传播至陕西。故全真教初期的传播路径是山东、河南、陕西，而不是陕西、河南、山东。
王重阳（1113— 1170），原名中孚，字允卿。后改名世雄，字德威。入道后，改名嚞，字知明，号重阳子。祖籍陕西咸阳大魏村，后迁终南县刘蒋村。47岁时深感“天遣文武之进两无成焉”，于是慨然入道，隐栖山林。据丘祖弟子李道谦所撰《七真年谱》记载，金正隆四年（1159）六月望日，四十八岁的重阳祖师饮酒于终南甘河镇，偶遇二仙人被发披毡，而年貌同一，曰：此子可教。因授以口诀。而所遇者，纯阳吕祖也。到了第二年，正隆五年中秋，重阳祖师再次在醴泉县遇到真仙传授秘语五篇，并且告诉他：“速去东海，投谭捉马”。金世宗大定元年（1161），五十岁的重阳祖师在终南南时村建活死人墓清修，并于墓之四角各植海棠一株，人问其故，答曰：“吾将来使四海教风为一家耳”。金大定三年（1163）秋，重阳祖师填活死人墓，迁居刘蒋村，结茅与和玉蟾、李灵阳三人同居，即今之祖庭重阳万寿宫。到了金大定七年，重阳祖师已经五十六岁，却又一把火将茅庵焚烧，辞别众人曰：“余东海捉马去”！于是独自一路乞食，东出潼关。五月，过洛阳时，北上邙山上清宫瞻仰圣迹，兴致昂然，特作《题上清宫壁》诗一首：“丘谭王风捉马刘，昆嵛顶上打玉球。你还般在寰海内，赢得三千八百筹。”种种迹象都表明，重阳祖师悟道之后首选的传教之地不是陕西，而是山东半岛！究其原因，我想应该与山东半岛浓厚的神仙氛围和齐地道文化的开放、包容不无关系。

如前文所述，重阳祖师于金大定七年(1167)七月至山东半岛传道，九年(1169)十月离开山东，次年(1170)正月仙逝于开封，其传道时间前后加起来也不过两年半。而其时，全真道还处于初创时期，传播的范围也有限，而真正把全真道推向全国、达到鼎盛的恰恰是全真七子，尤其是丘处机的努力。这些人，恰恰又全部都是齐人。
全真道虽然倡导三教一家、三教平等，以“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夫子为科牌”（重阳祖师《金关玉锁诀》），宣称“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重阳全真集》卷一、卷十），“以《孝经》，《心经》，《老子》教人讽诵” （《甘水仙源录》），但其宗旨依然是“道德性命之学”。《大元重修古楼观宗圣宫记》碑文记载：
“昔自玄元文始契遇于兹，抉先天之机，辟众妙之门，二经授受而教行矣。世既下降，传之者或异，一变而为秦汉之方药，再变而为魏晋之虚玄，三变而为隋唐之禳桧，其余曲学小数，不可殚纪，使五千言之玄训束之高阁，为无用之具矣。金大定初，重阳祖师出焉，以道德性命之学，唱为全真，洗百家之流弊，绍千载之绝学，天下靡然从之！”
所谓道德之学，即黄老、老庄之学；所谓性命之学，即钟吕以来的内丹之术。而《终南山重阳真人全真教祖碑》指出：
“道教通五千言之至理，不言而传，不行而至，若太上无为真常之道者，重阳子王真人也，其教名之曰‘全真’，屏去幻妄，独全其真者，神仙也。”
即认为重阳真人所得所悟乃太上老子之真传。《长春道教源流·王重阳事迹汇记》中更是明确记载：
“重阳为老氏之学，而兼诵《孝经》、《心经》，实有得于为学日益之训。且道家采儒、墨之要，史迁固言之矣，重阳以此为学，即以此为教，此重阳之大也。彼袭其绪余，为三教合一之说，岂知重阳者哉？”
由此可见，王重阳创建的全真是道德性命之学，其本质是以老氏之学立教，保全老、庄之真，行内丹性命之术，而对秦汉之方药（方仙）、魏晋之虚玄（玄学）、隋唐之禳桧（符箓），均列为幻妄，予以屏除。“屏去幻妄，独全其真者，神仙也”！因此，王重阳创建的全真道，并非是在传统道教基础上进行地变革，而是以全新的宗旨、全新的修持方法创立了一个全新的教派。我们就可以理解，王重阳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跋涉数千里来到山东半岛创立全真？因为这样的一个全新教派，不太可能在当时的传统道教的势力范围内创建成功，而只有在黄老、神仙之学兴旺发达的山东齐地才有可能成功。
事实也验证了重阳祖师的判断。以“屏去妄幻，独全其真”为创教口号的重阳祖师，成功完成了对传统道教的重大转型。经其弟子们不懈传扬，全真道受到了当时及后世朝野乃至士大夫阶层高度评价和追捧，盛极一时。如丘祖高足尹志平在《北游录》中曾转引丘处机之语说：
“长春师父常言：千年以来，教门开辟，未有如今日之盛。然师父谦让，言之未尽。上自黄帝、老子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盛。”
元人朱象先搜集整理的《古楼观紫云衍庆集·玉华观碑》中说：
“近代全真教祖又出山阴，绍玄圣之真风，续无为之古教，道恢方外，教阐寰中，上而王公大人，下而黄童白叟，莫不钦崇其道而尊奉之。当是时也，山林城郭，宫观相望，什伯为居，甲乙授受，靡然不劝而自勉。道化之行，自三代而下，未有如是之盛也”。
《古楼观紫云衍庆集·文仙谷纯阳洞演化菴记》中则记载：
“近代全真教启，玄风大扇，东尽海，西迈蜀，南踰江汉北，北际大漠，莫不家奉人敬，从风而靡，自昔道化之行，未有如是翕然之盛也”。
元人辛愿在其撰写的《陕州灵虚观记》中高度评价全真，说：
“今所谓全真氏，虽为晚出，大能备该黄帝、老聘之蕴，涉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逊让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爱似佛，至于块守质朴，淡无营为，则又类夫修混沌者。”
简直就是视全真为三教诸子思想的继承者，对全真道极尽赞誉之情。全真能得如此之誉、如此之盛，山东之功也！

二， 从道教优秀传统思想中汲取道教中国化的营养。

道教是我国的本土教，与国情、民情无有隔阂，又经过了漫长的与历代王朝的长期磨合，其教义思想中拥有大量与时偕行、顺应时代的内容，所以在宗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先天优势，应该发挥表率作用。限于篇幅，本文仅列举比较重要的三个思想：
1， 佐国扶命、佐时理化是道教的政治使命。
道教思想的渊源虽然颇为久远，但其教团的创立却是始于东汉末年张陵于蜀地创建的天师道。其时天下大乱，群雄割据，张陵之孙、系天师张鲁收编了张修的五斗米道势力，将天师道与五斗米道合并，极大地扩充了天师道的实力，并运用道家思想，在汉中建立一个道教王国，雄居汉中三十年。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率军20万进攻汉中，张鲁率众降曹，官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食邑万户。张鲁家族及大批教民被迁往长安、洛阳、邺城一带，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道教王国就此不复存在。但是，正是由于张鲁地降曹，反而使天师道由巴蜀、汉中一带向江南广大地域及北方流传，并开枝散叶，获得了很大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宗教。但是，也正因为汉末天师道的割据一方和太平道的起义造反，以及其他一些道派的割据势力，使得统治阶层对于当时的道教组织深怀戒备之心，给道教扣上了“造反”的帽子，这不利于道教的发展。
张鲁去世后，天师道失去了统一领导，各级道官、祭酒各自为政，组织涣散，科律废弛，随意置职，乱收道徒财帛，更加重了混乱程度。可以说，到了南北朝时期，以天师道为主体的道教，已经面临分崩离析、生死存亡的局面。所以，以北朝北魏寇谦之和南朝刘宋陆修静为首的高道相继对三张天师道进行了重大改革，称为北天师道、南天师道。
寇谦之对北天师道的改革，除了废除三张天师道的二十四治及租米钱税制度、提出“道尊德贵，惟贤是授”的道官选拔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外，我觉得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政治层面明确提出了“佐国扶命”的宗旨，即辅佐国家，扶持真命，主动放弃了自张陵以来的政教合一政策，政教分离，以王为尊。如寇谦之在《老君音诵诫经》中托名老君，多次提出“佐国扶命”的政治主张。其中在第五段中假托老君之口说：“谦之，汝就系天师正位，并教生民，佐国扶命，勤理道法，断发黄赤。”明确提出了寇谦之接替系天师张鲁的天师之位，佐国扶命，并禁断黄赤房中之术。
《魏书释老志》记载：
“真君三年，谦之奏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受符书，以彰圣德。’世祖从之。于是亲至道坛，受符录。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自后诸帝，每即位皆如之。”
也就是说北魏太武帝亲至箓坛受符箓，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拥有道士身份的皇帝。此后北天师道在北魏受到历代帝王尊崇，均亲至箓坛受天师道符箓，天师道在历史上首次被官方所认可，正式成为官方宗教。虽然因为后来的北齐政权举国崇佛，实施佛化政策，废除了北天师道，但是寇谦之的道教改革不仅在宗旨、组织、道经、斋仪等各方面都创立了新道教的基本规模，而且将帝王和各级贵族吸收入道，密切了道教与统治阶层的关系，真正成为官方道教。这种传统一直被后世道教所遵守沿用，可以说在道教发展史上起到了转折性的里程碑的作用。
继北魏寇谦之之后，南朝刘宋庐山高道陆修静也对南朝的天师道进行了彻底改革。同寇谦之一样，陆修静也主动放弃了政教合一的教义思想，提出了“佐时理化，助国扶命”的口号。《陆先生道门科略》开篇即申明了老君传授张天师“正一盟威之道”的初衷是：“禁戒律科，检示万民逆顺、祸福、功过，令知好恶。……罢诸禁心，清约治民，神不饮食，师不受钱。使民内修慈孝，外行敬让，佐时理化，助国扶命。”指出道教的职责，是教化百姓向善，辅佐国家扶持真命天子，置道教于国家政权的从属地位，采取了政教分离的措施。这一点同北魏寇谦之改革北天师道一样，为后世道教官方化、正规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2、济世度人是道教的立世之本、核心教义。
济世度人是道教核心教义思想，是道教的立世之本。一个宗教，如果对于世道人心无有益处，那它是不可能存活下来的！
道教修仙，绝不是闭门清修、深山枯坐就可以成仙了道的，而是以积功累德为基础和阶梯，这是道教自诞生以来的共识。最早将修道养生与积德行善联系在一起的是道祖老子。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老子这种“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思想，遂成为后世道教修行者的圭臬和信条。
如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对俗》篇中有一段对话，揭示了功德与修道长生的关系。文曰：或问曰：“为道者当先立功德，审然否？”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钤经中篇云，立功为上，除过次
之。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
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

而历朝历代的高道祖师，大多兼习医术，其重要目的就是悬壶济世，通过救人危难、护人疾病、令不枉死，来积功累德。东汉道士董奉（220年—280年），医术高明，给人治病而不取钱物，只要重病愈者在山中栽杏5株，轻病愈者栽杏1株即可。结果数年之后，其隐居之处周围便有杏万株，郁然成林。春天杏子熟时，董奉便在树下建一草仓储杏，需要杏子的人，可用谷子自行交换，再将所得之谷赈济贫民，供给行旅。后世称颂医家“杏林中人”、“杏林春暖”之语，即源于道教的董奉。历代高道如陶弘景、葛洪、孙思邈等人也皆为名医，一生救人无数，功德无量。
治病救人以外，劝善行善也是道教积功累德的重要途径。如道教《太平经·丁部·六治十罪诀》认为：“或积财亿万，不肯周穷救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所以然者，乃此中和之财物也，天地所以行仁也，以相推通周足，令人不穷。今反聚而断绝之，使不得遍也，与天地和气为仇”。即认为财富乃是天地行仁的工具和手段，是天地中和之气在人间推通周足行事恩惠的展现。如果有人聚敛财富，阻断流通，使人饥寒而死，乃是阻隔天之道、与天地和气为仇，自然是不赦之罪、不得善终的。这就把广行慈善上升到天之道的位置。
重阳祖师创立的全真道同样注重功德、善行，倡导功行两全。在其《立教十五论·第十二论圣道》中指出：“入圣之道，须是苦志多年，积功累行。高明之士，贤达之流，方可入圣之道也”，强调要想“全真而仙”，必须功行两全，只在心性上用功而不注意其“真行”，是无法修仙证道的。《晋真人语录》中也说：“若要真行者，须要修仁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怀拯救之心，或化善人入道修行。所为之事，先人后己，与万物无私，乃真行也”。并言“若人修行养命，先须积行累功，有功无行道果难成，功行两全是谓真人”。对于践行“真行”，丘祖曾言：“大抵修真慕道，须凭积行累功。若不苦志虔心，难以超凡入圣。或于教门用力，大起尘劳；或于心地下功，全抛世事。但克己存心于道，皆为致福之基。……功之未足，则道之不全”。所以全真道格外重视“真行”的作用，不只是独善其身、隐居清修而已，更要积功累行、苦己利人、济世度人，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将出世修炼与入世修行有机结合起来。这也是全真教当时风靡天下的原因之一。
道教“以德养生”、“功德成神”的教义思想，就是将积德行善与修道养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种思想，不但充斥在任何一部涉及养生的道教典籍中，而且还因此诞生了众多的道教善书，如《太上感应篇》、《阴鸷文》、《福寿论》等等。千百年来，道教的劝善行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思想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信条和评价世人行为的重要标准。
3，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是道教适应社会的重要手段。
大道如水。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意思是水的品性是接近于道的。又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同样是说大道如水，无所不至、无所不在。“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性至柔，却能委曲蜿蜒，没有什么能阻挡得了；水无常形，所以能够随方就圆，无往而不适。而这个特性，同时也是道文化的特性！《史记﹒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评论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又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与时迁移，即《易·损》所言“损益盈虚，与时偕行”，顺应时代，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要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应物变化，就是顺应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因循为用，即道法自然，顺应人性物性而为。无成势，无常形，就是没有一定之规，因时因事而随机应变，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可见司马谈对道家思想的研究是非常深刻的，评论也是非常到位的。
道教诞生、发展至今，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代祖师正是秉承着“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原则，在保持教理和核心教义思想不变的前提下，随着朝代的更迭、社会的进步、认知的提升，不断地调整着教义教规、修持方式，以适应不同的时代，才一步步引领道教走到今天。
在审时度势，适应时代方面，道教做得尤为突出。如南北朝时，史上有名的佞佛皇帝梁武帝实施佛化政策，并下诏合道事佛。而此时的茅山上清宗第九代宗师陶弘景，虽然也受到梁武帝的恩宠礼遇，被誉为山中宰相，但在举国崇佛的政治格局下，也不得不屈从。为了保存上清茅山道脉，陶弘景就算躲在深山修炼，也要在道馆两旁各修青坛和佛塔一座，以表两教同修。最后还是迫于压力，以道教上清派宗师的身份，前往鄮县（宁波）礼阿育王塔，自誓受佛戒。甚至羽化后，也要用佛教的袈裟入殓。上清茅山宗在陶弘景委曲求全地苦苦周旋下，最终度过了梁武帝时期的佛化危机，终于在其弟子茅山宗十代宗师王远知手里被发扬光大。
隋末天下大乱，尚在唐高祖龙潜之时，王远知就曾经密传符命（上天预示帝王受命的符兆），所以对大唐有拥立之大功。武德八年，李渊正式颁布《先老后释诏》：“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孔次、末后释”，并追认老子为先祖，确立道教为国教。武德中，太宗平定王世充，与房玄龄微服拜谒，王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李世民大惊，因以实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登基后，将加重位，王远知固请归山，时人称为“王法主”。在王远知及其后世弟子潘师正、司马承祯等人不懈努力下，道教茅山宗得到了李唐王朝的信奉和礼遇，而且自唐玄宗以后的李唐帝王均受上清箓，成为道士皇帝，道教终于迎来了史上最兴盛的黄金时期。而这一切，都有赖于陶弘景、王远知等高道善于委曲求全、把握时机，能够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才保存了道脉。
再如全真高道丘处机，在南宋、金、元逐鹿中原的险恶、纷杂的政治环境下，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婉拒了南宋和金朝的召请，而以七十三岁高龄应成吉思汗之诏，带领十八弟子远赴大漠觐见成吉思汗。其初衷，一如其诗中所写，“道德欲兴千里外，风尘不惮九夷行”，“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不忍见生灵涂炭，欲使天下复归于太平，体现出宗教家悲天悯人、济世救人的宗教情怀。
元太祖十七年（1222）四月五日，丘祖到达成吉思汗的行宫。对于丘祖的万里觐见，成吉思汗非常的感激和高兴。对此，《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
“馆舍定，即入见。上劳之曰：‘他国征聘皆不应，今远逾万里而来，朕甚嘉焉。’对曰：‘山野诏而赴者，天也。’上悦，赐坐。食次，问：‘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师曰：‘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上嘉其诚实，设二帐于御幄之东以居焉”。
首次会面，就获得了成吉思汗的礼遇和尊重，这不仅仅是所答皆合圣意之功，更重要的是丘祖不受宋、金的多次诏请，而成吉思汗一封诏书，丘祖便以古稀之龄不惮险远万里应召，表明丘祖十分看重大汗，认为是天命所归，自然使大汗心存感激。
其后，成吉思汗又多次向丘祖问道，几乎是言听计从。如《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神仙三说养生之道，我甚入心，使毋泄于外”，“天俾神仙为朕言此，汝辈各铭诸心”，“但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他”。借此机会，丘祖不失时机地进言，劝大汗止杀修德，如《元史·丘处机传》中记载：“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城，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对于丘祖的言论，成吉思汗非常重视，说：“‘神仙前后之语，悉和朕心。’命左右书之策，曰：‘朕当亲览，终当行之。’” 这就是所谓的“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乾隆）。
丘祖辞别大汗东归之后，成吉思汗特授其金虎符牌和玺书，令其掌管天下道教，并免除道门赋役。其后，成吉思汗对丘祖的恩宠有增无减，屡次遣使臣传旨问寒问暖。自元太祖十八年到二十二年四年间，成吉思汗给丘祖先后下发了四道圣旨，赋予丘祖在汉地弘扬全真道的权力、在其辖区内随处建立道观的权力和掌管天下道教的权力。丘祖不失时机，着手开始其“立观度人”的伟大计划，使得全真道走出山东，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宗教。而丘祖立观度人之举措，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教门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拯救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士庶，让他们能够托迹全真道，免于赋役和战争的杀戮。对此，《元史·释老志》记载：“时国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丘祖之后的嗣教者们，谨守丘祖的教诲，继续招纳战乱之中的中原士庶入道，如《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记载：“时河南新附，士大夫之流寓于燕者，往往窜名道籍，公（李志常）委屈招延，饭于斋堂日数十人。”而保护了这些士大夫，就基本上保护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丘祖及其弟子所具有的宗教救世情怀，对于保全民族文化与民族生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是有功于民族社稷的英雄、圣贤，值得后人永远怀念。
再比如，全真道的成功，不仅获得了社会各阶层地赞誉，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到正一符箓各教派。明初正一道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作《道门十规》，申明道教源流乃出于太上授道德五千言于关令尹喜，以性命之学为入道之本，倡导功行全备，指出：
“近世以禅为性宗，道为命宗，全真为性命双修，正一则惟习科教。孰知学道之本，非性命二者而何？虽科教之设，亦惟性命之学而已。若夫修己利人，济幽度显，非明性命脉根基，曷得功行全备？”
其实质就是推广全真初期的教旨、遗风于道教诸符箓派系，将全真道初期践行的艰苦俭朴风气和清规戒律推广到道教各派，开启了“正一全真化”的进程。这同样也是教派之间互相学习，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体现。
同时在修持方式、教义教规等方面，道教也一直因应时代，不断地进行调整改变。从最早的服食、行气、房中，到后来的外丹黄白，再到后来的内丹性命之学。从最初的长生不死、白日飞升，到后来的超越生死、元神永恒，可以说道教一直行走在应物变化、与时迁移的路上。
佐国扶命，是为了国家；济世度人，是为了百姓；与时迁移，则是为了道教自身发展，所以此三者对道教中国化进程尤为重要！除了这三者之外，道教教规教义思想中蕴含着大量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有益成分，需要我们一一挖掘出来并作出新的阐释。这既是新时代下党和国家对我们的要求，也是道教界和学术界的应尽之义。
众所周知，中华传统国学的根基是诸子百家之学，而诸子之学的核心是儒和道。儒道互补乃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性，缺一不可。而我们学习、生活、工作的齐鲁大地，恰恰就是儒学、道学、仙学兴旺发达的地区，何其有幸！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侧重于儒文化的宣传推广，而对于同样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道文化则重视不够。衷心期望通过这次研讨会，集合学术界和道教界的力量，深入挖掘出齐鲁的儒道文化精粹，能够引起各界对道文化的重视，无论是对于推进道教中国化进程、增强文化自信、还是做大做强山东文化都将有着非凡的意义！